北京控烟立法十年成效显著,经验可否复制?
十年来,北京室内工作场所二手烟暴露率下降超50%,避免了近50万例因急性心肌梗死、慢阻肺病和儿童哮喘的住院病例。
“北京市15岁及以上成人吸烟率为19.2%,自2015年《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》实施以来,累计下降4.2个百分点。”2025年5月,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公布的这组数据,揭示了这座超大城市控烟立法十年交出的成绩单。
与此同时,北京室内工作场所二手烟暴露率较立法前下降幅度超过50%,成人戒烟率增长近一倍。中国医学科学院的评估显示,条例实施十年共避免了56554例急性心肌梗死、422355例慢阻肺病和2398例儿童哮喘住院。
01 立法历程:从“禁止吸烟”到“控制吸烟”的艰难过渡
北京控烟立法并非一蹴而就,而是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漫长探索。
早在1996年,北京就出台了《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》,但由于缺乏有效执行举措,效果不理想。
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成为重大转折点。为兑现“无烟奥运”承诺,北京市以政府令形式强力控烟,公共场所吸烟现象锐减。
“但随着奥运会的圆满落幕,北京的控烟工作可持续性又面临严峻考验。”北京市控烟协会原会长张建枢回忆,由于缺乏人大层面的地方性法规支撑,控烟力度逐渐减弱,吸烟现象出现反弹。
立法过程的三次博弈尤为关键。
第一次博弈围绕“倡导文明吸烟”这一说法展开。有关部门提出后,遭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强烈反对,认为吸烟本身就是不文明行为,这种说法混淆是非观念。
第二次博弈关乎办公场所吸烟规定。有人提议将限制改为“室内公共办公区域”,这意味着单人办公室可吸烟。这一被质疑为“特权”的提议最终被否决。
第三次博弈来自机场、酒店和餐饮等行业。首都机场担心关闭吸烟室会引发乘客不满,酒店行业以国外有吸烟楼层为由反对取消,餐饮业则担忧全面禁烟影响经营。
最终,通过实地调研和数据说话,这些行业被成功说服,支持控烟条例。
02 十年成效:健康与经济双重收益
北京控烟立法十年,带来了健康与经济的双重收益。
吸烟率持续下降。2025年北京市15岁及以上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9.2%,较2015年累计下降4.2个百分点。特别值得关注的是,15-24岁人群吸烟率仅为9.4%,显示年轻一代吸烟行为正在减少。
二手烟暴露率大幅改善。2025年,北京室内工作场所二手烟暴露率为16.7%,与条例实施前的35.7%相比,下降幅度超过50%。
不过,酒吧等娱乐场所和餐馆二手烟暴露率仍排在前两位,分别为54.0%和30.2%,成为下一步治理的重点场所。
戒烟率显著提升。2025年,在所有曾经和现在吸烟的15岁以上人群中,28.3%的人处于戒烟状态,较2014年的14.9%增加近一倍。
北京朝阳医院烟草依赖治疗研究室主任梁立荣感受明显:“在颁布《条例》之前,门诊量一周是不到5人,在《条例》实施的不到一个月,我们的每日门诊量就有5人了。到目前来说,半天就已达到10人次以上。”
健康效益显著。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万霞介绍,控烟条例降低了人们暴露于环境烟草烟雾的机会,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们患急性心肌梗死等疾病的风险。
与条例实施之前相比,北京急性心肌梗死住院率平均每年下降2.6%,慢性阻塞性肺病住院率每年下降8.8%。
根据数据模型测算,条例实施10年,共避免了56554例急性心肌梗死、422355例慢阻肺病和2398例儿童哮喘住院。
经济效益惊人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郑榕的研究表明,2015年至2025年期间,《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》为北京带来的综合经济收益达1257亿元人民币,占同期北京GDP总量的0.23%。
以2024年为例,条例实施在当年带来的总经济收益约为116.08亿元,约占北京市2024年GDP的0.22%。
03 执法创新:社会共治与刚柔并济
面对超大型城市控烟的复杂性,北京探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执法创新模式。
多部门联动机制是北京控烟执法的重要保障。北京市对控烟投诉案件建立了卫生监管、市场监管、公安、物业等多部门联动机制。
自2025年4月起,北京将控烟领域的6项行政处罚及相关行政检查职权收归卫生健康委行使,进一步理顺了执法体制。
市民投诉举报成为执法的重要补充。北京朝阳卫生健康监督所副所长朱学军表示,北京无烟立法实施后,近年来市民通过各种投诉举报渠道,广泛参与到对写字楼、餐饮单位、居民楼、地下车库等公共场所控烟的监管中。
同时,社会共治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北京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介绍说,控烟志愿者团队在宣传教育、监督执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北京市还推动重点场所无烟环境建设,实现无烟党政机关、无烟学校、无烟医院全覆盖,建设市级控烟示范单位2400余家。
04 挑战仍存:执法复杂性与区域差异
尽管成效显著,北京控烟工作仍面临多重挑战。
执法复杂性是基层面临的主要难题。朱学军坦言,从全国范围看,颁布控烟条例的城市仍是少数。
在北京、上海等跨区域经贸、旅游等活动比较频繁的大城市,外来人口对地方性控烟条例的知晓度可能不高,这也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执法工作的复杂性。
特定场所执法难问题突出。酒吧等娱乐场所和餐馆二手烟暴露率仍然排在前两位,分别为54.0%和30.2%。这些场所成为违法吸烟的重灾区。
区域差异也是重要制约因素。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·泰勒(Martin Taylor)指出,在中国仅有24个城市、大概16%人口覆盖在100%的无烟立法保护之下。
“近几年,中国全面无烟立法政策进展趋缓。”泰勒分析,从某种程度上,中国控烟的社会观念改变快于立法进程,这是值得欣喜也应该反思的一面。
05 北京经验:可复制的成功要素
北京控烟十年的实践,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复制的成功经验。
立法先行是基础。北京控烟条例的核心内容是室内全面禁止吸烟;全面禁止烟草广告、促销赞助;共同治理工作理念;卫生监督为主、行业监管为辅的执法模式。这些明确规定为控烟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。
循证决策是关键。2008年以来,北京市有计划地在人群和场所中开展了一系列控烟调查,通过系列监测结果,为控烟法规的制定提供科学的循证依据。这种基于数据的决策方式确保了政策的科学性。
公众参与是保障。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在条例制定过程中,首次网上公开直播审议过程,三次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这种公开透明的立法过程,增强了公众对政策的认同感。
配套措施是支撑。北京全市的规范化戒烟门诊2024年达到20家,年服务上万人次。同时,北京市还开展科学戒烟活动,招募有戒烟意愿的吸烟者,提供免费戒烟门诊服务。这些配套服务为吸烟者戒烟提供了支持。
酒吧、餐馆的二手烟暴露率仍高达54.0%和30.2%,这些场所成为下一步治理的重点难点。
北京控烟经验已在上海得到进一步验证——上海市室内全面禁烟后,法定禁烟场所违规吸烟发生率从立法前的37.5%降至13.0%,市民对室内全面禁烟的支持率达98.3%。
从北京到上海,无烟立法的种子已在城市生根发芽,静待在全国更多地方绽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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